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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宋文人即已盛行薰香，明清時，風氣之盛，幾成一種時尚。
高啟日常讀書、靜坐常焚香：“盥?畢，活火焚香，?坐玩易。……午食后散?，舒嘯覺有昏氣，瞑目少憩，啜茗焚香，令意思爽暢，然后讀書至日昃而止，趺坐，盡線香一炷。”
盛時泰“每日早起，坐蒼潤軒，或改兩京賦，或完詩文之債，命童子焚香煮茗若待客者，客至灑筆以成，酣歌和墨，以藉談笑。”
從《紅樓夢》對香的描寫來看，曹雪芹應也有日常用香的習慣，且對合香之法頗為了解。賈寶玉《夏日即事》或也反映了曹雪芹的生活：“倦繡佳人幽夢長，金籠鸚鵡喚茶湯。窗明麝月開宮鏡，室靄檀云品御香。”（康熙年間曾有香家為曹雪芹祖父曹寅制藏香餅，香方得自拉薩，用沉香、檀香等20余味藥。）
明代中后期文人把香視為名士生活的一種重要標志，以焚香為風雅時尚之事，對于香藥、香方、香具、薰香方法、品香等都頗為講究。
“時之名士，所謂貧而必焚香，必啜茗。”（《溉堂文集》）
“有明中葉，天下承平，士大夫以儒雅相尚，若評書、品畫、瀹茗、焚香、彈琴、選石等事，無一不精。”（《長物志跋》）
“焚香鼓琴，栽花種竹”，“坐陳鐘鼎，幾列琴書，帖拓松窗之下，圖展蘭室之中，簾櫳香靄，欄檻花研，雖咽水餐云，亦足以忘饑永日，冰玉吾齋，一洗人間氛垢矣。清心樂志，孰過于此？”（《遵生八箋》）
“明末四公子”之冒襄與愛姬董小宛皆愛香，也曾搜羅香藥香方，一起作香，“手制百丸，誠閨中異品”。董去世后，這段生活尤令冒襄懷戀，“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，恒打曉鐘尚未著枕，與姬細想閨怨，有斜倚熏籃，撥盡寒爐之苦，我兩人如在蕊珠眾香深處。今人與香氣俱散矣，安得返魂一粒，起于幽房扃室中也。”
高濂還倡“隔火薰香”之法：“燒香取味，不在取煙”，以無煙為好，故須“隔火”（在炭餅與香品之間加入隔片）；隔片以砂片為妙，銀錢等物“俱俗不佳，且熱甚不能隔火”，玉石片亦有遜色；炭餅也須用炭、蜀葵葉（或花）、糯米湯、紅花等材料精心制作。
不過，此類細致的講究大抵只在部分雅士中流行（唐宋已用“隔火”之法，非明人創見），文人用香并不都是“隔火”，與宋元文人相似，還是以直接燃香為主，也并不排斥香煙，還常贊其詩意。徐渭詩《香煙》有“香煙妙賞始今朝”，“斜飛冉冉忽逍遙”。納蘭性德有“兩地凄涼多少恨，分付藥爐煙細”。袁枚有“寒夜讀書忘卻眠，錦衾香燼爐無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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