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類使用天然香料的歷史久遠。從現有的史料可知，春秋戰國時，中國對香料植物已經有了廣泛的利用。由于地域所限，中土氣候溫涼，不太適宜香料植物的生長，所用香木香草的種類尚不如后世繁多。多用的有澤蘭（非春蘭）、蕙草（蕙蘭）、椒（椒樹）、桂（桂樹）、蕭（艾蒿）、郁（郁金）、芷（白芷）、茅（香茅）等。那時對香木香草的使用方法已非常豐富，已有熏燒（如蕙草、艾蒿），佩帶（香囊、香花香草）、煮湯（澤蘭），熬膏（蘭膏）、入酒等方法。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左傳》及《山海經》等典籍都有很多相關記述。
人們對香木香草不僅取之用之，而且歌之詠之，托之寓之。如屈原《離騷》中就有很多精彩的詠嘆：“扈江離與辟燕兮，紉秋蘭以為佩”；“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，“戶服艾以盈要兮，謂幽蘭其不可佩”， “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為此蕭艾也”，“椒專佞以慢稻兮，木殺又欲充夫佩幃”。
秦漢時，隨著國家的統一，疆域的擴大，南方濕熱地區出產的香料逐漸進入中土。隨著“陸上絲綢之路”和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活躍，東南亞、南亞及歐洲的許多香料也傳入了中國。沉香、蘇合香、雞舌香等在漢代都已成為王公貴族的爐中佳品。道家思想在漢代的盛行以及佛教的傳入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這一時期香文化的發展。
西漢初期，在漢武帝之前，熏香就已在貴族階層流行開來。長沙馬王堆漢墓就出土了陶制的熏爐和熏燒的香草。
熏香在南方兩廣地區尤為盛行。漢代的熏爐甚至還傳入了東南亞，在印尼蘇門答臘就曾發現刻有西漢“初元四年”字樣的陶爐。
“博山爐”（模擬仙境博山）在西漢至魏晉南北朝的七百年間一直廣為流行。（圖：錯金博山爐，河北滿城漢墓出土。通高26cm，爐蓋鑄成山巒狀，爐座飾卷云紋，座把透雕三條欲騰出海面的蛟龍，龍頭承托爐盤，爐盤上是挺拔峻峭的山巒，象征道家傳說中的海上仙山，山間有神獸出沒，虎豹奔走，靈猴戲耍，還有獵人追逐逃竄的野豬，另有小樹點綴山色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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伴隨香爐的廣泛使用，熏香風習更為普遍。向皇帝奏事的官員也要先薰香（燒香薰衣），奏事時還要口含“雞舌香”（南洋出產的丁子香樹的花蕾，用于香口）。
漢代還出現了能直接放在衣物中熏香的“熏籠”，以及能蓋在被子里的“被中香爐”，即“熏球”。（由兩個半球形的鏤空的金屬片扣在一起，中央懸掛一個杯形的容器，在容器內可以焚燒香品，即使把香球拿在手里搖擺晃動，容器內的香品也不會傾灑出來。）
熏爐（包括博山爐）、薰籠等香具也是漢代王墓中常見的隨葬品。
香文化在漢代的快速發展，漢武帝有很大貢獻。他在位期間大規模開邊，通西域，統南越，開海路，在促進東西方交流的同時也便利了南部濕熱地區及海外香料的傳入。漢武帝本人有很精美的鎏金銀制薰爐，或許他也喜愛薰香。
魏晉南北朝時，雖戰亂不斷，但香文化仍獲得了較大發展。
薰香在上層社會更為普遍。同時，道教佛教興盛，兩家都提倡用香。
這一時期，人們對各種香料的作用和特點有了較深的研究，并廣泛利用多種香料的配伍調合制造出特有的香氣，出現了“香方”的概念。配方的種類豐富，并且出現了許多專用于治病的藥香。
“香”的含義也發生了衍變，不再僅指“單一香料”，而是也常指“由多種香料依香方調和而成的香品”，也就是后來所稱的“合香”。從單品香料演進到多種香料的復合使用，這是香品的一個重要發展。
用香風氣從王公貴族擴展到文人中間，并且出現了許多描寫薰香或香料的詩文，如曹丕的《迷迭香賦》、劉繪的《詠博山香爐》：
《迷迭香賦》
播西都之麗草兮，
應青春之凝暉；
流翠葉于纖柯兮，
結微根于丹墀；
方暮秋之幽蘭兮，
麗昆侖之英芝；
信繁華之速逝兮，
弗見凋于嚴霜；
既經時而收采兮，
逐幽蘭以增芳；
去枝葉而寺御兮，
入銷谷之霧裳；
附玉體以行止兮，
順微風而舒光。
《博山香爐》
蔽野千種樹，
出沒萬重山。
上鏤秦王子，
駕鶴乘紫煙。
下刻蟠龍勢，
矯首半銜蓮。
傍為伊水麗，
芝蓋出巖間。
復有漢游女，
拾羽弄?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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